最新回复各大媒体评论：沙尘肆虐形势严峻 环境保护敲响警钟
乡村男孩 发表于 2006-5-13 23:41:34
| 沙尘肆虐形势严峻 环境保护敲响警钟 |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5-03 19:24:18 |
一、沙尘暴警钟频繁敲响 环保重视不足现恶果 1、生态被破坏 沙尘源越来越多 沙尘暴是中国北方春季较为常见的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沙尘暴天气到底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还是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引起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认识目前基本一致，即沙尘暴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气候的干燥，而人类活动通过干预陆地表面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北京人民网） 沙尘暴的形成需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沙源；二是沙源的土壤要干松；三是要有较强的冷空气入侵，即具备产生强风的环流条件。为什么今年春天北方会出现如此多的沙尘天气呢？据专家分析，今年以来，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量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少，温度高导致蒸发量大，使得地表沙土无法固定，地面状况较差。同时，冷暖空气较活跃，大风天气较多，风吹沙土，沙尘自然频繁出现。（北京新华网） 此外，沙尘暴作为一种高强度风沙灾害，并不是在所有起风的地方就能发生，只有那些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区，才有可能发生沙尘暴。在中国西北地方，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不合理的农垦、过度放牧、过度采樵、单一耕种，这些现象必然导致植被和地表结构的破坏，使草原萎缩、土地沙化、生态系统失衡。由于这种造沙的速度远快于人们治沙的速度，无疑为沙尘暴形成提供条件。（北京国际线上网） 在对近40年来中国681个气象站气象实测资料综合分析后，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藏高原已成为新的风沙策源地。此前，中国四大沙尘暴源区分别为：甘肃河西走廊及内蒙古阿拉善盟；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蒙陕宁长城沿线。 目前，青藏高原荒漠化土地达到了50多万平方公里，已占西藏总面积的二成，比上世纪70年代净增近40000平方公里，增长率超过8%。（北京《华夏时报》） 2、掠夺性开发 加剧沙尘暴灾害 国家“沙漠化”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王涛认为，土地沙漠化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人类不断向未开发的脆弱生态系统迁移和引入不适宜的耕作制度引起的。他将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开发活动归结为三个方面：滥垦、过度放牧和滥樵。（北京《人民日报》） 中国沙尘暴日益严重，一个主要原因是土地不合理耕作。传统耕作方法有很大的弊病，对土壤多次耕翻、耙耱，造成一个疏松的耕层，土壤得不到保护，这是水土流失和严重风蚀的根源。西北、华北地区土地大量开垦，草原过度放牧，人为破坏自然植被，形成了大量裸露、疏松土地，为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沙尘源，一遇大风便形成沙尘暴。（北京《北京日报》） 传统社区的蒙族人的游牧有三种方式：多次迁徙(最起码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迁往不同的草场)、二次迁徙(一年之中搬迁两次，前往冬营地和夏营地，目前牧区的主要游牧方式)以及走“敖尔特”(临时迁徙，解决草场受灾时的草畜矛盾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的游牧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用草原地带各个草地的季节差异，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取牧草，同时又使草场得到合理的保护。（北京千龙网） 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所作的调查，畜草承包以后，当地政府通过信贷等政策鼓励牧民发展牧业，扩大牧群规模，而此时由于1963-1975年人口的生育高峰和外来移民的涌入，更多的人需要草场和维持其生活的牲畜，超载放牧问题在阿拉善蒙族社区普遍存在，并成为有些蒙族社区生态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当地政府政策上的失误在客观上也造成超载放牧现象的出现，1984年开始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而到了1997年才落实草原双权一制(所有权、使用权、有偿使用)。这使得牧民只有利用草原的积极性，而缺乏保护草原的积极性。（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沙尘暴更加频繁和剧烈地发生，也与乱砍滥伐树木不无关系。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的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的消耗量约为257亿双，96%来自中国。据日本一位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人士介绍，如果按一棵成年树木能够生产出一万双筷子计算，那么中国对日出口的200多亿双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250万棵树。与日本国内所采用的“间伐”方式不同，中国的森林采伐大都是采用“一采光”式的砍伐方式，应该说这是对现有森林资源的一种毁灭性的采伐。由于后续植树工作乏力，原本是可再生的森林资源就变成了一次性资源，同时，这也是造成沙尘天气的根源。（北京央视国际网） 日本人不知道森林的重要性吗？他们非常清楚。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7%，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森林覆盖率不到17%。尽管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如此之高，日本却不准对国内森林进行商业性采伐，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且，日本还通过完善其法律体系，制定了《国有林事业改革的特别措施法》、《关于国有林经营管理的法律》、《关于国有林活用的法律》、《森林法》、《森林林业基本法》等多部法律，来保护其森林资源。（北京《环球时报》） 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继在一次性筷子的竞争中退出的时候（比如韩国，不仅早就停止了出口一次性筷子，还成了一次性筷子的进口国），为什么中国人还继续以毁灭森林为代价，换取那么一点蝇头小利？据统计，中国森林在10年间锐减了23%，可伐蓄积量减少了50%。云南西双版纳的天然森林，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以约1.6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着。（北京央视国际网） 日本的森林之所以保护完整，与国民的环保意识不无关系，同时，也与其相关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为了保护有限的森林资源，中国当局应该修订现行法律，对破坏森林的行为予以严惩。同时，应全面禁止木制一次性筷子的生产和出口。（上海《上海证券报》） 3、根治难度大 沙尘暴还将肆虐 针对近日北方地区出现的沙尘天气，国家林业局防沙办主任刘拓表示“注定在中国不可能根治沙尘暴”，因为沙尘天气需要的两大条件——强劲的气流和干燥裸露的沙尘源，都无法予以根除。（北京《中国青年报》） 国家“沙漠化”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王涛的结论也是：中国西北荒漠及其东缘的半干旱区(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西部)是亚洲尘暴中心向东延伸的区域，具有沙尘源广布、突发性强、危害大的特点。未来10至20年内，除个别自然条件好、生态环境得到控制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沙尘暴的频率、强度和危害程度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心有关人员认为，“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沙尘暴发生得十分频繁，而20世纪70年代后至90年代，沙尘暴有所减弱。本世纪初，沙尘暴再度呈现出增强的趋势，所以，对于20世纪90年代沙尘暴的减少，有人夸大了治理成效。” 例如，1993年，甘肃曾发生“五五黑风暴”，一股极强的沙尘暴突然袭击了甘肃，天空都刮黑了，并且还有人员伤亡。这样的天气现象发生在沙尘暴减弱的20世纪末，治理成效说无法解释。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张小曳称：“沙尘天气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极强沙尘暴，在同一个起沙地，这次可能是浮尘，下一次可能就是沙尘暴，决定因素是气候。有些年份沙尘暴少发或强度小，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治理取得了成效。例如，2003年、20 05年春季，沙尘暴均发生了7次，但2004年和今年都已超过了11次，如果是治理的成效，两年内反弹如此之大，在科学上讲不通。”（北京《法制晚报》） 二、治理荒漠化存在三大误区 1、防御沙尘暴不等于治理沙漠 目前，中国在沙尘暴治理上有误区，认为防御沙尘暴就是治理沙漠。认为沙尘暴就是沙漠里的沙粒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没有认识到沙尘暴的主要危害成分是直径小于100微米微细颗粒，而这些微细颗粒主要来自农田和退化草原，所以应把防治沙尘暴的工作重点放在农田和退化草原上。 防御沙尘暴有两个原则，一是减少直接作用于土粒的风力；二是改善土壤表面状况，提高土壤抵御风蚀能力或限制土壤颗粒运动。据此，防御沙尘暴的主要措施就是推广免耕法。免耕法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翻耕，将作物残留于地表的一种耕作体系，是一种改良的、集约的、防御水蚀和风蚀的耕作方法。免耕法耕作体系取消了许多传统的耕作作业，如耕翻、耙耱、整地等。作物残留物覆盖能有效地减少大风引起的沙尘颗粒运动，可以吸收一部分风力，减少风对土壤的作用力。（北京《人民日报》） 国家环保总局生态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认为正确对待荒漠化是应对沙尘暴的对策之一。高吉喜认为，防治的重点应置于农牧交错带、绿洲和西南山地丘陵区；科学规划农牧交错区、特别是界定西北干旱区的农垦的北界，降低干旱区的垦植指数；转变传统的治沙方式，防止引水造林治沙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保护沙漠周边地区地表结皮、固沙植物等。 高吉喜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从根本上改变，再多的投入、再大的生态建设也只能是修修补补。在全球气候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消灭沙漠是不可能的。（北京《京华时报》） 2、大面积植树造林难治沙尘暴 提起防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植树造林。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称，在沙地里种树，就好比在上面插一排筷子，间距太大，根本起不到固沙的效果。此外，沙地干燥的环境无法支撑森林所需的大量水分。密集植树只会破坏水平衡系统，前种后死的例子比比皆是：锡林郭勒盟几十年来一直在种树，可直到现在全盟的森林覆盖率仍很低。事实上，只有用科学方法种出的草场才能真正覆盖沙地。（北京《中国青年报》） 目前，中国防治思路是以在风沙源植树造林为主。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认为，“以林治沙的作用有限。”陈广庭解释，沙尘的移动路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蠕移，贴着地面进行；第二种是跃移，跳动式移动。这两种是主导，离地面高度在40厘米以内有97%，防护林对此的阻挡作用有限。卫星遥感照片显示，如果防护林里没草，沙子照样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方式穿林而过。 还有一种是漂移（也称悬移），离地面的高度在5000米左右，这也是防护林挡不住的。（北京中国网）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的观点是，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草原上有草，地是湿的，沙尘暴从何而来？林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宗锦耀认为，“防沙治沙应尊重自然规律，干旱地区适宜种草，种树那是劳民伤财。”（北京《新京报》） 3、过于迷信人定胜天错误理念 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一篇通讯，题目叫《从沙逼人退到人定胜天》，这篇通讯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描述战斗在防治荒漠化前沿的内蒙古乌审旗人，赞扬他们“人定胜天的胆识和气魄”，并且大胆地预测治沙的前景：大办沙产业，小康路上的急行军。如今来看，乌审旗的扬沙天气并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战胜自然，实践证明，这是人类最虚妄最自欺欺人的口号。（广东南方网） 人定胜天，《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人力能够战胜自然”。这种理解不一定正确。史学家刘祁说：“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定”，作的是“谋略”解，“胜”，也只是优于、强于之意，全句的意思是：“自然在体现它的意志时优于人类，人类在体现他的意志优于自然”。而且，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人定胜天”与“天定胜人”，二者是相辅相成、舍此失彼、密不可分的。然而，今人不但误读，而且断章取义。 将人定胜天，简单地概括为“人一定能战胜自然”，甚至将另一半“天定胜人”打入冷宫，与其说这是“无中生有”，不如说这源于几十年来的“政治正确”。（广东《佛山日报》） 人们以“人定胜天”为理据，盲目改造自然生态，教训惨痛。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称，“整个环境退化的过程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错误的政策主导了人的行为。”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政府曾组织群众到冰川撒草木灰，搞“融冰化雪”致使祁连山冰川提前融化，“冰川水库”面积迅速缩减；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祁连山山区搞“冷粮高产”试验，使石羊河出山水量大大减少。（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三、沙尘暴治理方式亦需改进 1、部门各自为战 多头管理并行 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仅为副部级的国家林业局牵头，由于统筹协调其他数家正部级单位，被指为“小马拉大车”。（北京《新京报》） 目前，“灌中有草，草中有灌”的综合防护体系已经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认可。但是，灌木的植物物种属性再生争议。 “灌木不是林。”蒋高明认为，作为植被分类的一个重要单位，灌丛是与森林、草原、荒漠、苔原、红树林等并列的。农业部畜牧业司一位元官员也向记者强调，灌木本来就不是树林，是在草原上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怎么不见灌木单独成林的？所以管辖应该是农业部门。” 国家林业局防沙办主任刘拓则持相反观点：“不仅灌木的生物性特征是林，法律属性也是林。”他的依据是，中国森林法第四条之规定，“以防护为主要目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都被归结为防护林。” 实际上，灌木属于哪一类并不影响治沙效果。但微妙之处在于其属性直接影响到管辖权的归属。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说：“根据政府职能划分，林的管辖权在林业局，草的管辖权在农业部，谁管理资金就划给谁。”（上海东方网） 在西北地方，地下水位下降是环境恶化的一个结果，但如今已成了环境继续恶化的原因。曾有“沙漠绿洲”之称的甘肃省民勤县，因为过度利用地下水如今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有关专家说，“现在进行民勤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认真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在闭门搞规划。”这里的“规划”是指甘肃省某规划院正在设计的治石羊河流域治水方案，“该方案仍然沿着旧的治水老路进行，准备再修6座水库，几百公里的水泥管道。这样做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利，并继续破坏生态平衡”。 专家认为，“民勤或石羊河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水论水。如果仅靠水利部门一家搞就会走进了一个误区，越搞越糟糕。”（广州大洋网） 荒漠化土地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盐渍土，这也是沙尘的重要来源。而来自干盐湖的尘暴会产生具有腐蚀作用的盐碱尘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韩同林指出，中国西部干湖盆面积大约在10万平方公里，每年被大风卷起的盐碱土粉尘高达1亿吨。由于湖泊的治理权归水利部门，蒋高明认为“多头管理降低了效率”。（北京《新京报》） 2、机构设置重迭 投资结构不当 由于农业部是草原主管部门，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宗锦耀一直呼吁国家改善林业、草原的投资结构。（北京《新京报》） 一些专家和官员开始反思以往以林为主的防沙思路，这场争议也涉及了林业和农业部门的职责划分和投资比例。以京津风沙源工程为例，过去5年国家实际投资共87亿元，林、农、水三家的比例是4∶3∶3。 “防沙应该由农业部门牵头。”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宗锦耀坚称，治沙必须从源头抓起，如果退化的草场不治理，慢慢会演化成沙漠化土地。（北京国际线上网） 目前跟治沙有关的工程，包括京津风沙源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等，其中以林为主。投资也与此相关。2004年，全国林业投资300多亿元，草原投资20多亿元。 “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农业部畜牧业司草原处处长张智山的理由，来自于另一组可比较的资料：中国目前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60亿亩，是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面积的2.5倍。以京津风沙源工程为例，规划10年投资577.2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部分，林业占94.26亿元，草原占44.038亿元，水利占58.28亿元。 张智山叫不平，“京津风沙源治理面积6亿亩，其中草原面积近4亿亩，但规划中的投资还不足林业的一半。”（天津北方网） 农业部一官员认为，政策不同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同，也使地方造林的积极性远高于植草。他在内蒙古某县看到，当地种植樟子松是5块钱一棵，一亩地按种植600棵计算可得3000元。但退牧还草，每亩仅几十块钱。除此，还林、还草可获得的国家补偿也不一样，还草给2年补助，还经济林的给5年补助，还生态林的给8年。 国家发改委一官员坦承，这种政策有不合理之处：“我们只考虑到种草比种树成本低、费时少，所以给的补偿低，但没想到，这样的政策会在客观上刺激种树。”（北京《新京报》） 3、缺乏全国规划 地方划地自限 4月中旬，在首次召开的全国环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开场白是，“同志们，我们不能闭门开会。会场外，北京正出现严重的降尘天气。北京扬尘天气已经持续十多天了，这虽然有气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沙尘暴连续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在这里开会，感受到肩上的压力。” 而面对温总的警告，面对沙尘的讽刺，山西省环保局长刘向东却说，“作为首都的西北门户，一定要共同努力，早日把沙尘暴挡在北京城外。”这显示不少环保官员在治理环境污染上，还是没有摆脱划地自限的思路与做法，意识上还是仅仅把环保作为一项对上交代的政治任务。这是无法阻止沙尘降临北京的。（香港《太阳报》） 大陆环保形势依然严峻，除忽视环保、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环保指标只是摆设、环保官员未尽职尽责等原因外，划地自限、缺乏全国规划，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环保问题上，各地要么不予重视，要么自扫门前雪。近年来，一些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经济发达地区环保意识增强，投入经费增加，但污染局面却改善甚微，这不能说与下游治污、上游排污的情形无关。 环境污染没有地区界线甚至没有国界，中国的沙尘早已飘到南韩、台湾，甚至美国也抱怨中国电厂的烟尘飘过了太平洋。如果中国不转变思路，仅仅以“早日把沙尘暴挡在北京城外”为目标，首都固然难保，甚至世界也遭殃。（香港《明报》） 四、治理沙尘暴 任重而道远 1、地方“发展崇拜”亟待扭转 中国现在遇到的诸多环境灾难，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环保欠账过多，环境治理明显滞后造成的。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转型期中国的主要动力与目标，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人们把经济发展当成惟一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人们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适得其反、自食苦果。所以，当漫漫黄沙卷过，人们更应该加紧反思我们的“一次性开发”与“一次性发展”，反思“发展崇拜”。 在此意义上，那些试图以GDP指标排拒一切，那些不切实际地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便可以“顺手牵羊”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剜肉补疮式的乌托邦。（《香港商报》） 而且，人们更应该看到环境保护对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如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去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全国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就有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 从这方面说，加强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除了建立必要的问责制与监督体系外，首先要上上下下转变思想，从“发展崇拜”中走出来，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确立“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的理念，共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人际友好型社会”。（北京《新京报》） 2、遏制沙尘暴关键在于管住人 为何“绿化不如沙化快”？通过分析，专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沙化土地扩展，5%是干旱等气候原因，95%是人为因素，其中滥垦、滥牧、滥伐、滥挖、滥用水资源等“五滥”是主要原因。专家们大声疾呼，“防得住沙，还要防住人！如果不彻底改变‘先破坏、后治理’或‘边破坏、边治理’的怪现象，生态恶化的趋势还将继续。”（北京新华网） 专家称，荒漠化和沙尘暴是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复合作用的产物。地表沙化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活动有关。防治沙尘应该人沙兼治。 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当科学地植树种草，尤其是在沙尘暴的源头地区进行绿化。以北京为例，影响北京的沙尘大多是外地沙尘，只在北京等城市的周边种树还阻止不了沙尘，重要的是锁住风沙源头。另一方面，在西北等生态条件脆弱的地区，推行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减少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让脆弱的地表环境逐渐恢复，才有可能减少沙尘暴的发生。（北京《人民日报》） 国家“沙漠化”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王涛认为，目前，人类控制天气的能力还很有限，减缓沙漠化的关键在于搞好地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特别是地表植被的保护。如果没有人类活动造成的压力，在现代气候条件下是不会自然沙漠化的，在消除了人对土地施加的负面影响后，沙漠化土地可以恢复生产力。（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3、沙尘暴防灾减灾须双管齐下 面对沙尘暴的一次次光顾，人们固然要反思如何对沙尘暴标本兼治；然而，沙尘暴是地理、气候等综合原因累积的结果，在较长的时间内难以根治，只能期待经过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减轻沙尘暴的强度和频率。在寻求治理之外，对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部门来讲，更需要也是能够做到的是：把沙尘暴作为城市灾害的一种，以切实的措施应对它的侵袭，让它给人们的生活和城市环境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北京《经济参考报》） 沙尘暴所到之处，是所有人的噩梦。沙尘夹杂着工业污染物，伤害人们的眼睛，引起诱发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等多种疾病，甚至造成心理病症；沙尘暴使城市交通、环境恶化，损害建筑物尤其是文物。所以，在目前国家少数部门设有沙尘暴灾害应急预案之外，相关的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也要参与进来，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与应对方案；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要启动相对的长期研究工作。 比如气象部门，在加强沙尘暴天气预报研究、提高预报准确率的同时，可以建立与通讯部门的合作机制，在准确预报沙尘天气后，在第一时间通过公共传媒、公益短信的方式，提醒广大居民，以做好预防疾病、注意出行安排等。而如果气象部门对沙尘暴估计不足，不能够准确预报，从而给人们造成巨大不便，那么它就要向公众做出合理解释。（北京《新京报》） 沙尘暴对公众最大的影响是疾病。据同样饱受沙尘暴之苦的韩国统计，每年死于沙尘暴的韩国人多达165人，大多数是老人或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而每年因沙尘暴生病的人多达180万人。由此可见沙尘暴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所以，卫生部门也要建立起沙尘暴的应急应对预案。针对沙尘暴可能诱发的各种疾病，积极向全社会传播预防知识，建立沙尘暴期间疾病监控体系；同时，进行对沙尘暴引起疾病的长期专门研究，提高敏感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的预防有效性，以及相关疾病的治疗水准。在沙尘暴发生后，医院则需要迅速调整、集中医疗力量，应对沙尘暴可能引起的病患高潮。（北京千龙新闻网） 交通管理部门也是应对沙尘暴的主要力量，要像应对暴雨等城市灾害一样，建立完备详细的方案。比如，加大交通协调能力，避免大范围的交通拥堵，以及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通过各种快捷、方便的管道，滚动发布相关资讯，不仅对航班和道路的情况及时通告，还包括将各个路段的事故资讯在第一时间向外发布。（上海东方网） 环保、环卫等部门则需要做好沙尘暴期间的空气品质监测和预报工作，并将相关资讯向公众通报；针对有可能出现的沙尘暴，制订迅速及时的清扫、清洁方案；而对城市绿化、文物保护部门来说，沙尘暴的侵害同样需要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此外，学校等人口集中的地方，则要迅速调整课程，避免沙尘下的室外体育课危害学生健康。当前，我们尤其应该及时做好城市的清洁工作。（北京人民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