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龙应台论台湾人国际观的两篇文章(http://61.70.204.82/blogs/archives/000606.html)，立论一如她往常的那么尖锐，富有批判力量。在她看来，六成出过国，四成自认懂得两种以上外语的台湾人，国际观极为浅薄，而每日只被一些“无限聒噪”的八卦媒体围绕，而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即“中共发起、世界配合的‘隔离’政策”。

这个结论，固然也不算出人意料，我只是惊讶：龙女士陈列了这么多论据观点，最后就只能得出这么一个廉价的结论么？

的确，她列举的《天下》杂志的调查结果（例如80%的台湾人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看起来可以认为台湾人的国际观是“一片空白”。调查的问题很多只是常识，但却远不是民众生活所必须掌握的常识。我坚信把同样的问题，拿去到日本、美国、印度，也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地方的民众没有国际观，我认为“台湾例外论”是不存在的。

1990年北京亚运会，看电视直播入场式时，我婶婶突然惊呼：“咦，美国怎么没来参加？”旁边人也都很惊诧。那年我13岁，印象深刻。所以对台湾2004年底调查中60%的人不知道刚举办奥运会的雅典在哪一洲，毫不惊奇。

近日日本地理学家协会对日本3773名大学生所做的调查显示，44%的日本大学生不能在地图上找出伊拉克的位置，3%的人甚至不能指出美国在哪里——对于地球上最亲美的日本来说，这也算令人惊奇的发现了。

至于美国人，更是向来以对外国的无知著称。在他们的历史上，更常见的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独善其身，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大唱“光荣孤立”。去年盖洛普的一次市场调查，有美国人认为现在德国还受希特勒统治，德国和中国有边界接壤，而中国男人当然毫不奇怪还拖着辫子。

去年美国大选，克里的国际观远比小布什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看来也都更喜欢这个新英格兰人，但是最后胜出不是他，而是做总统时甚至连加拿大总理是谁都不知道的小布什。

美国人大选向来更关心切身的国内问题，当然，普天下的百姓谁不如此？1945年，二战在欧洲刚结束，英国人就抛弃了他们的英雄丘吉尔，在7月的大选中，主张恢复经济的艾德礼胜出，丘吉尔为英国赢得二战算是一等功臣，竟未能在首相座位上看到日本战败投降，甚至去签字的荣耀也给了艾德礼政府。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斯大林也没列宁那么有国际观，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相比也是如此。

美国记者根室《澳新内幕》（Insid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1972)一书，引用两位澳大利亚评论家的话谈论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的确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把宗教和哲学抛开不管，尽情享受他们所有的一切：繁荣、对世界各种问题的不闻不问、充足的阳光。”“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之外，到处盛行着赤裸裸的庸俗作风……一团和气的芸芸众生，对他们来说，什么外国的事情，什么思想概念，仿佛压根就不存在。”

这种“对世界各种问题的不闻不问”，在我看来，正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因为我们和世界其他部分，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更不必说，国际旅行本来就是一种近代发明的新事物。曾以绅士著称的英国，现在也以足球流氓和诽闻小报著称，龙女士看来认为台湾人“杂碎”的国际观，媒介应该负责，但这我想毋庸说是一个媒介生态学的问题。

龙先生看来是把“国际观”当作一种值得强力推行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原教旨倾向，但在我看来，这种价值观在任何社会里，通常都是小数人的兴趣。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中提到巴西，“上层阶级自己过的是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比那些不得不待在自己国家里面的人占便宜，而这种生活方式同时却也使他们和自己国家的生活与期望隔绝。”这种与全球化一致的价值观，在一些学者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民族-国家正在衰落的主权和它们对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减弱的控制力，事实上是帝国主义正在降临的主要征兆之一。”（《帝国》）

当龙女士慷慨激辩，质问，在台湾的咖啡馆、网络聊天室里，刚果的大屠杀、俄罗斯民主困境、欧盟整合的障碍……这些问题被讨论的几率有多少时，我十分羡慕她，至少我从来不敢在少女们面前谈什么刚果大屠杀之类的，免得他们掩鼻疾走，甚至送我去精神病院。

至于南亚海啸时台湾仍然歌舞升平，固然似乎有点没心没肺，但生活仍须继续，对民众而言，就是如此。被龙女士盛赞的香港，的确在这次海啸中捐了很多善款，但义演的艺人们也是插科打诨，搞笑百出，并没有绷着脸，只是在台上默哀，据说印尼还一度抗议香港人不够严肃。

我从未去过台湾，对所谓“中共对台湾最严重的迫害”无法感同身受，也无意为这个政权多说好话，但我认为，国际观是一个诸多因素的后果，把责任推给中共，是一个廉价方便的偷懒做法。有时过多考虑意识形态，也是自缚手脚。如果大陆真能对台湾施加那么大的影响，国内的愤青们真要以手加额，欣喜若狂了。而这种所谓打压迫害，在我看来，也是政治上的常见情形，且不说1972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前，蒋氏也是如此封锁大陆；龙女士在德国多年，也该知道当年西德援引以“哈尔斯坦主义”著称的单独代表权原则长达14年(1955-1969)，对东德的国际空间极力压缩。

在我看来，龙女士批判台湾人的国际观，是典型的精英观点，而归因于中共打压，却又恰恰是龙女士一向反对的民粹。这一点上，她似乎又不够“国际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