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贫富差距过大”等语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一些社会研究专家的口中，尽管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底层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的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和亲身体验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概念了，但在“主流”精英们的口中也热络起来，问题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那专家们为什么着急了呢，因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据今天的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今日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中国贫富悬殊已经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危险水平。他担心，如趋势持续，政府又不能找到结束两极分化有效措施的话，2010年之后，中国贫富悬殊有可能激发社会动荡。”“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红灯」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完全处在不合理状态，非常容易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目前，中国内地贫富悬殊基尼系数为0.4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专家呼吁尽快找到“结束两极分化有效措施”，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那这个“有效措施”应该是什么？

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这个“有效措施”很简单，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显然，“共同富裕”、一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二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三是符合中国的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底子薄、不平衡，资源有限等等具体国情，但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贫富悬殊已经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危险水平。”的局面呢，是“共同富裕”的措施尚未开始，还是其它问题呢，还是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吧。

据草民观察，一部分专家们目前已经越来越不掩饰、越来越露骨地表达出他们的观点了，那就是“共同富裕”不过是“泡沫一场”而已，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社会“发展规律”，“共同富裕”恐怕只是“乌托邦”。经常行走于主流媒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大学生到农村中去能做什么？》的文章中劝解大学生们不必到农村去寻找价值的时候写到“在任何一个人群中，总有大批的人是没有创新精神的，他们不免要成为‘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劳动作为生存的资源，…不适合做合作社领袖或农场主的那些农民，大部分要转移到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任何的浪漫主义幻想。社会的文明不是人人成为资本家，而是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让每一个工人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特别是要他们的后代有机会成为社会‘白领’。”，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幻想“人人”都能够拥有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只要有一个含糊、暧昧的所谓“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特别是要他们的后代有机会成为社会‘白领’。”，就应该知足了，而这个“体面地工作和生活，”的前提，就是在少数资本家资本的底下“成为雇佣工人”。

难怪在资本家锦衣玉食、山西煤矿资本家的15岁以上的家庭成员都拥有进口高级轿车的背后，是“雇佣工人”们12个小时以上的超时劳作和大批井下民工的无辜惨死，而且，要改变这种极不平衡的局面，还“不要有任何的浪漫主义幻想”，因为这是“社会文明”的规律，极为有意思的是，在财富、地位、教育资源的占有根本不平衡的状态下，还有什么“特别是要他们的后代有机会成为社会‘白领’。”这样的“美景”，这倒是真有点“浪漫主义幻想”的味道了。当然，更深一步地讲，党专家的意思是要大家“认命”。还有一个露骨的特征就是，在如此“高级别”的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那里，“资本家”这个阶层的存在，赫然得到确认，毫无前些年的遮遮掩掩。

但人们分明还记得，邓小平说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是邓小平理论“超前”了，还是专家们“超前”了，草民不得而知。反正党国英专家开出的药方是“不要有任何的浪漫主义幻想。”，要对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状况“知足”。

还有一位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其学术专著中，用很翔实的数据来支持和佐证了党专家的观点，在被誉为“刚刚出炉就荣登媒体学术图书排行榜榜首”的《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孙教授以大量调查、引用数据的方法，论证了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然而，财富差距只是孙教授指出的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如孙教授所说，“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的形成。”，一种少数“强势人群”把持政治、经济、话语权平台，多数“弱势人群”被压在底层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固化”了（见《失衡》）。

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这个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这样的结构一旦“固化”下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因为弱者基本上没有发出声音和诉求的平等的平台。有意思的是，孙教授同党专家一样，都认为“弱者”不得不“依附于强者”，如同党专家的“成为雇佣工人”轮类似，孙教授也说“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当然，孙教授也开出了解决的药方，就是“平衡宪政机制”，在承认巨大的两极分化差异的基点上，来他一个“宪政”，把富人、穷人的心态“平衡”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利益均衡的机制。市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种种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尽管即使有了这些安排和机制，穷人也不会变成富人，弱势群体也不会变成强势群体，但至少可以使利益格局不至于过度失衡。”，怎么个“不至于过度失衡”法，孙教授没有很具体的方案，只有些语焉不详的“保卫合法利益”呀、“协商”呀、政府“协调”呀等等。

好，那么，人们就应该从专家、教授们的口中读懂了这样一条信息，所谓“共同富裕”只是一个“泡沫”，目前人们所要做和所能够做的，只是“调整心态”而承认、接受这种“失衡”，然后再“协商”就“平衡”了。对此，草民是大表可疑的，因为不说别的，发出以上观点的专家教授们，自己就处于“强势群体”中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难道“弱势群体”就只能被动地被任意摆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