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似乎可以使一个企业重换新颜，但对教育，却不再适用。教育，是一项传授性很强的事业，一个观念，一种想法，一旦形成，往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脉相承，况且，中国人在认识上是很注重权威的的，注重传统的观念就更甚。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个极端，正如很多人一样，我是持有否定态度的。但翻开历史，我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例子。

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发展理论代言人，在社会注重遗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的时代，却毅然否定遗传的作用，大力张扬环境和教育的绝对作用，其片面性让智力平平的后人也能很容易的察觉到。

冯特的构造主义，使心理学的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摆脱思辩而走向实验研究的道路。

1862年，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出版的时候，洛克来到人间，是巧合还是上帝的特意安排？让夸美纽斯想不到的是，这个后来写出“教育漫话”的洛克，成了和他的班级授课制完全对立的教育自然主义的代言人。

当杜威将赫尔巴特的理论列入传统的教育而将自己作为现代教育的代言人时，他已经公然站在了赫尔巴特的对立面，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让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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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惊讶于这些伟大的学者，何以没有想到他的理论是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何以没有想到因为极端而使自己的理论带有片面。

当我沿着历史的长河中前行的时候，我才更叹服于正是这些极端，才给继承性很强的理念带来一惊雷，正是这些极端，才推动社会向前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