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校长的角色定位解读--yyyyyy

好校长的角色定位解读

吕忠堂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许多学校成功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创新，尤其需要这样的好校长。那么，一个好校长应当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在角色定位上，一个好校长应当是教育家，是教师发展的促进者，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先锋。
一个好校长在人生目标上，应破除“官本位”意识，努力成为教育家。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意识中，影响最深远、最广泛，至今仍极有生命力的，恐怕还是“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的核心，一言蔽之，就是以官位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同样一个人，做了官就必须尊之为“大人”，没有官位则只能称平民、小民，甚至是“贱民”。“官本位”意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也深深地打上了“官本位”意识的烙印，更兼我国素向“以吏为师”，或者“以师为吏”，这种影响就会更深一些。其突出表现就是，学校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校长具有相应的官级。这种把校长等同于官员的做法，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现时代则毫无意义可言。“官本位”意识事实上已经成为校长自我发展的桎梏。一个好校长在人生目标上，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努力成为教育家。
近年来，关于校长的一个谈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校长应该姓什么。或言姓“钱”，或言姓“教”，或言姓“官”。笔者认为，作为校长第一位的既不姓“官”，也不姓“钱”，应当姓“教”，这个 “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者，而是指教育家。究竟是姓“钱”、姓“官”还是姓“教”，说到底是一个人生追求的问题。做官与做教育家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就校长而言，作为教育家的价值显然要高于做官的价值，两者甚至不可同日而语。苏霍姆林斯基从1970年去世至今已30余年了，这期间如沧海桑田，世事巨变，包括苏联解体这样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但苏霍姆林斯基的影响并没有被时间的流逝所冲淡，反而日久弥深，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学习他，崇拜他。苏霍姆林斯基或许应该有过官位，也可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所普通乡村学校的校长，但人们关心的不是他官居几品，官位多高，实际上人们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历史记住苏霍姆林斯基的，是《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是《帕夫雷什中学》，是40余部著作、600余篇论文、1200余个童话故事，是他彪炳人类教育史册的和谐民主的教育思想。后世无数的教育者将会永远记着苏霍姆林斯基，永远记着他是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作为一名校长，就应当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深谙教书育人之道，甘为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毕生的精力，为国家、民族培养一代又一代合格的公民、建设者和时代精英，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才是一个校长的人生目标定位。这样的校长，其人生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算过分，这是一名普通官僚所永远无法企及的。
更重要的，校长只有成为教育家，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在人类众多的实践活动中，恐怕再没有比教育的意义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了。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是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夸美纽斯语），是人类再生产的过程；说它复杂，是因为“教育上从来就没有无所谓的小事情”（杜威语），是人的发展过程。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其责任之重要当不言而喻。校长的责任的确神圣而崇高。一个校长，如果不能全身心地研究教育，研究教学，研究学生，如果没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生境界，孜孜于功名，刻意于利禄，就根本不可能负起自己担承的责任。校长必须成为教育家，这不该有丝毫的疑义。完全可以这样讲，不是教育家的校长，就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校长，也不会是一个好校长。那么，无论他的官位有多高，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结局：误人子弟。在世人给予教育者的诸多评语中，说得最重的就是“误人子弟”这四个字。一个教育者如果被斥为“误人子弟”，这当是他从教生涯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耻辱，也是最可悲的事。因此，努力成为教育家，是一个校长首要的人生目标，舍此无它。
校长要真正成为一个教育家，就必须突破“官本位”意识的羁绊，这是最主要的思想障碍。由于“官本位”意识作祟，校长常常偏离教育家的目标定位，向着官僚的方向发展，不能矢志于教育，献身于学生，平等地对待教师与学生，缺少作为教育者应当具备的平常心态，这就失去了一个教育者最本质的东西，失去了一个校长最本质的东西。一个在思想上被“官本位”意识所控制的人，不但成不了教育家，实际上也干不好教育。校长不是官，作为校长在思想上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从头脑中彻底消除“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做真正的教育者，真正的教育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校长。
一个好校长在教师管理上，应突破“管教师”的低水平理念，努力成为教师发展的促进者。
教师管理是学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校长的主要工作。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两种水平的管理理念，一种是以校长为中心的“管教师”，一种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发展教师。前者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流行，却是低水平的管理。真正高水平的教师管理是发展教师。一个好校长的教师管理理念必须立足于发展教师，而不是简单地“管教师”。
作为两种管理理念，发展教师与“管教师”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个不好的校长只会以管、卡、压、逼等手段，把教师管理简单化为“管教师”；一个好校长则懂得发展教师。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教师的主体性。发展教师的管理理念是以教师为中心，充分尊重教师在学校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切管理立足于教师的主体性，积极创造条件，最佳地发挥教师的水平，发展教师的潜能，使教师不断向更高的水平跃进，实现从一般教师向“名师”的升华。“管教师”则与此相反，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以校长或者以某种秩序为中心，无视教师的主体性，用烦琐的规章制度约束教师。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在学校发展上上所产生的效果可谓天壤之别。以发展教师为本质的管理理念，使学校充满生机和活力，以“管教师”为本质的教师管理，则扼杀了学校的生机与活力。学校活力说到底来自于教师的创造力。教师的创造力又是教师主体性的体现。发展教师的管理理念由于尊重了教师的主体性，激发了教师的创造性，为学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管教师”的管理理念则由于无视教师的主体性，束缚了教师的创造力，从而也就扼杀了学校生机与活力。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是年轻一代成长发展的摇篮，必须充满生机与活力。对学校来讲，生机与活力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如果没有了生机与活力，就失去了培养人的资格。这正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有许多学校，看上去一切都条理规范，一切都秩序井然，但却非常令人担忧。因为这种秩序、条理不是教师自主发展基础上实现的，而是以管、卡、压、逼的简单管理实现的，是以丧失学校的生机与活力为代价的。
所以，一个好校长在教师管理上，必须突破“管教师”的低水平理念，努力追求发展教师的高水平理念的管理。近年来，人们对大学之“大”的认识愈来愈清晰，即不是“高楼大厦之大，而是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语）。由此而言，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大师出现，就很难称之为大学。其实，不惟大学如此，中学、小学同样需要大师，只不过我们更习惯于称作“名师”罢了。一所学校如果没有自己的大师、名师，是学校的悲哀，更是广大学子的不幸。然而，大师、名师并非天生而然，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起来的。校长的责任不在于用烦琐的条条框框约束教师，而是努力为教师创造成为大师、名师的条件。现在，许多学校都提出了“创名校”的发展目标，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没有名师，就根本谈不到名校，创名校首先应育名师。20世纪初页的北京大学能够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叱咤风云，盛名远播，与其大师荟萃、名师云集密不可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启超、辜鸿铭、钱玄同、鲁迅等一大批精英汇聚北大，可谓群星璀璨，正是他们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而这一切与其时的校长蔡元培的贡献密不可分。蔡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为这些大师的成长与发展创造了最广阔的空间，他们回报给北大的，是为北大创造了永久的荣誉。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好校长，直至今日，他对我们仍富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一个好校长在办学理念上，应大胆突破“应试教育”的思想窠臼，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做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先锋。
素质教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推动学校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是一个好校长必须具备的教育理念。但是，就目前现实而言，仍有为数众多的校长囿于“应试教育”的思想桎梏，缺乏实施素质教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甚至于偏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能否突破“应试教育”的思想窠臼，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高水平办学，是衡量一个校长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好校长的重要标准。
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校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势而动，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取得进步。这同样是一个好校长必须秉承的办学理念。既然素质教育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作为校长的办学理念就必须立足于这一时代要求，确立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与素质教育办学理念相对立的，就是应试教育的办学思想。应试教育是素质教育办学理念的最大敌人。确立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首先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不彻底破除应试教育的的错误办学思想，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也就立不起来。所谓应试教育的办学思想，简单地讲就是一切以应付升学考试为中心，一切以片面追求升学率为目标，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应试教育的办学思想脱离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需要，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它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更是行不通。追求升学率是应试教育的唯一目标、最高目标，但凡是以应试教育为特征的学校，尽管一切围绕升学转，尽管天天逼着教师、学生加班、加点、加压，尽管题海战术层出不穷，但他们的升学率并没有提高多少。许多地方愈演愈烈的“生源大战”，实际上宣告了应试教育的失败。现实已经为应试教育的办学思想亮了红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能大幅度提高升学率呢？个中原因就在于，应试教育思想在本质上与追求升学率是矛盾的。应试教育既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不能面向全体学生，只把目光盯在少数的几个学生身上，又怎么能大幅度提高升学率呢？按应试教育的思想办学，即培养不出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升学率。许多学校长期陷于应试教育的泥潭不能自拔，事实证明，一所学校如果固守应试教育的窠臼，发展的路子只能越来越窄，这是一条死胡同。校长只有坚持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才能开辟学校发展的康庄大道。
什么是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呢？依笔者的理解，就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办学，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大批的、高素质的建设者。一个学校只有在素质教育的轨道上发展，才会有前途，有希望，发展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广。一个好校长必须坚持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但是，真正把这一理念贯彻于实践中，演变为一种教育教学行为，却很不容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仍是许多学校的真实写照。应试教育没有出路，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校长固守应试教育的老路呢？为什么他们缺乏实施素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呢？解开这道难题的钥匙还是升学率。学校以培养人才为天职，追求升学率是其应有之义。从另一方面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更多更好的人才，让更多的学生考上学，也就是从总体上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素质教育的表面化理解，以为素质教育就是不要考试，不要分数，不要升学率，把素质教育同追求升学率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试教育追求升学率，素质教育同样追求升学率，而且是追求更高的升学率。所以，学校追求升学率没有错误，校长追求升学率没有错误。考试、分数、升学率都不是区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标志，追求升学率不是区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分水岭。素质教育也需要考试，需要分数，需要升学率，它与应试教育的真正区别在于，素质教育需要的考试是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考试，素质教育需要的分数是体现学生主动发展的分数，素质教育需要的升学率是比应试教育高得多的升学率。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低升学率也不是素质教育。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素质教育不但追求高升学率，更能够实现高升学率，而且是实现高升学率的唯一途径。如果说以往人们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河北省衡水中学的经验则雄辩地证明了这个道理。衡水中学招生区域的人口仅30万多一点，经济比较落后，生源基础也不好，招生录取分数线在全省统一中考中一直是最低的学校之一。2002年衡水中学有13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但重点大学上线675人，60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达到 332人，最终没有上本科线的只有20多人。这的确是一个教育的奇迹，而奇迹来自于素质教育。衡水中学校长李金池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在学校一门心思追求 “升学率”，大搞“应试教育”的时候，学校本科“升学率”最高的年份也不过达到50%多一点；学校不再以 “升学率”为目标了，而以学生的未来发展为目标，其“升学率”却达到了98%以上。这才是高升学率，只有走素质教育之路，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应试教育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这一点，因为它追求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升学率。衡水中学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2002年9月21日的《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 “素质教育更能提高升学率”。衡水中学的鲜活经验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学校必须走素质教育之路，校长必须坚持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其实，在素质教育的视野里，升学率只是一个“副产品”，用李金池的话说，就是“当学校走上素质教育的正确道路之后，你不想提高升学率都不可能”。学生的世界丰富多彩，学生的梦想五彩缤纷，只有素质教育才能让每一个学生梦想成真，只有素质教育才能让每一所学校成为青少年主动发展、健康成长的乐土。单纯用“升学率”这个概念根本无法揭示素质教育的丰富内涵与崇高追求。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和个性养成，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都能成才，为国家、民族培养造就大批的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这才是素质教育的理想与目标。一个校长只有坚持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才能确保高水平办学，才能为每个学生都成才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的校长才是时代需要的校长，才是一名好校长。
概而言之，做教育家，做教师发展的促进者，做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先锋，是一个好校长最基本的角色定位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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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yyyyyy 发表于 2006-6-27 14: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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