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改革不理想的症结--yyyyyy

我国教育改革不理想的症结

燕国材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80年代以后，又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与此相应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教育改革缺乏理论指导
　　
　　任何教育改革都必须有一定的教育理论作指导，我国的教育改革也不能例外。而作为指导的教育理论，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一是出自本国的科学的教育理论。但遗憾的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的教育理论，几乎清一色是外国的，基本上看不到本国教育理论的影子。而外国的教育理论是否先进，又是否适合我国国情，都是一个问号。笔者所说的“缺乏教育理论指导”，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教育理论作指导，而是就外国教育理论是否先进与适合国情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为指导的。早在80年代后期，我就曾撰文指出，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属于传统教育思想范畴。其理由是：它是由3宗遗产、3条理论与3个口号组成的。3宗遗产是：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就是说，在凯洛夫《教育学》中，包含有这3位教育家的一些思想。3条理论是：系统课程论、教学特殊认识过程论、教师主导作用论。3个口号是：以系统的科学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教科书就是法律、教师的话就是命令。这些理论与口号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中有不少是负面的，如：片面地强调掌握“双基”，忽视智力发展；片面地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抹杀学生的主体地位；几乎完全割断了我国的优良教育传统；在教育上“一边倒”，也几乎与世界教育完全隔绝，等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外自50年代兴起的一股一股教育改革的思潮终于叩开了我国的大门，并在教育改革中始终起着引领与指导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股思潮：一是美国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与发现法。它使我们认识到了凯洛夫系统课程论的弊端，并促使我们从重视掌握知识转入到发展智力，但只是热闹了一阵子，没有收到多少实际的效果。一是苏联臧可夫的新教育体系。它所宣扬的“高速度”与“高难度”发展的原则，对摧毁“少、慢、差、费”的传统教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带来了种种不切实际的难以实现的空想。此外，还有布鲁姆的目标教育体系与掌握学习方法、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方式、巴班斯基的教育优化组合等。这些教育改革思潮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作战，热闹非凡，但也未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呢?第一、布鲁纳与臧可夫的教育改革，虽然观念很新，但由于主观与客观相悖、理想同实际脱节，终于在各自的国家宣布失败。而我们却把二者仍然奉之为圭臬，能不重蹈其失败的覆辙么?第二、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整体地改、综合地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国外的那些教育理论(除布鲁纳与臧可夫外)，几乎都是主张进行单打一的改革，自然收不到应有的预期效果。第三、国外的教育改革思想，即使是先进的科学的，但它们不一定适合我国的教育实情，以致运用起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收效也就不那么合乎理想。
　　由上可见，要有效地进行教育改革，就必须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作指导；而自己的教育理论，又应当是传统的优秀教育思想与现代的先进教育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如果要采用国外的教育理念，则必须采取扬长避短、补短取长的态度，不要被某一种教育理论牵着鼻子走。
　　
　　课程改革成为唯一途径
　　
　　教育改革应当是多途径、多侧面、全方位的，只有整体地综合地进行改革，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而据我的了解与观察，我国的教育改革终始把重点放在课程改革上。当然，这只要抓的得当，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几乎使它成了教育改革的唯一途径，却又是值得商榷的。
　　在此，回顾一下我国课程改革的历程可能是必要的。自建国以来，我国就开展了8次大的课程改革。远的不说，仅从1978至1999年，就进行了两次(从建国以来算起，这两次是第5、6次)，其时间间隔还比较长；而2000年以来，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又开展了两次(第7、8次)的有关大改革，而且一次比一次复杂多变，难以让师生掌握。以语文课程改革为例：前两次改革强调的是基础知识传授与基本能力培养。第三次改革的前期要求是，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与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其后期改革的要求又改为，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而正在开展的这一次改革(第四次)则又回到所谓的“语文味”，强调对“语文教育特点”的理解。在我看来，重点进行课程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此频繁而又单打一地进行改革，却是不可能取得什么理想的效果的。
　　正因为课程改革频繁与单打一，它不仅未能解决整个教育改革的问题，甚至连课程改革自身的许多问题都没法解决。其主要缺陷有：(1)同整体的教育改革一样，课程改革也缺乏理论指导。有多种课程论与教学论，归纳起来，不外乎3种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与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我国的课程改革从属于科学主义思潮，没有把3种思潮融合起来。(2)在课程改革中，存在着课程政策、课程理论与课程实施的“三张皮现象”。课程政策由教育主管部门制订，下属必须遵守，有时还会出现“长官意志现象”；课程理论由专家研究传授，自以为有绝对权威；课程实施，则是各级各类学校中，广大师生不大理解课程改革的意图，甚至还会有某些“阻抗”心理。这“三张皮”没有合成“一张皮”，严重地干扰了课程改革的进程与效果。(3)有多种课程并存，如分科课程、综合课程与活动课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与研究性课程等。按理，这种种课程都应当保持协调平衡，但在课程改革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4)在教材的编写方面，没有完全处理好现代信息与传统内容，知识技能与智力、非智力因素，国际化与本土化，理论与实践等等之间的关系。(5)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一会儿推崇这个方法，一会儿又推崇那个方法，令人莫衷一是。近些年来，又全面地推行研究性学习，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改革熟潮。不少人把研究性学习看作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教学(学习)方法，甚至将学习、课程与教学集中于“研究性学习”之一身。其实，研究性学习主要是开发大脑左半球，培养科学思维 (理论思维)；但还必须开展创作式学习，因为它主要是开发大脑右半球，培养艺术思维(经验思维)。只有把这两种学习方式结合起来，开发全脑，培养两种思维，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家来。
　　这样看来，频繁地单打一地进行课程改革的举措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把课程改革纳入到整个教育改革的系统之中，步步相接、环环相扣，才有可能使课程改革乃至整个教育改革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应有的效果。
　　
　　盲目追求与国际教育接轨
　　
　　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不知始自何时、来自何方地出现了“与国际教育接轨”的口号，而这个口号的真正内涵是什么，迄今仍不明确。虽然如此，但教育界却拼命地予以追求，恨不得一晚上就能使我国的教育达到国际教育的水平。
　　我以为，与国际教育接轨的口号是值得讨论的。众所周知，教育从来就是国家的、民族的事业。任何国家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必须传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培养为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建设服务的人才。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民族，其语言文字独具特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文学艺术精彩纷呈，哲学宗教充满智慧、伦理道德深刻完备，科技工艺独具匠心，是我国教育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深厚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眼睛朝内，不要眼睛朝外。一句话，我国的教育必须民族化、本土化。但这并不排斥国际化。所谓教育民族化、本土化，就是教育及其改革，最终要解决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问题；而所谓国际化，就是要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与教育技术。可见民族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必须强调指出，国际化同“与国际教育接轨”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要求立足本国、以我为主；后者则是放弃自我，不分青红皂白地与国外教育保持一致。说到底，“与国际教育接轨”是一个民族教育虚无主义的口号。
　　如上所述，这个口号也就必然地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带来种种危害。在此，仅略举一二例。比如，首先，教育产业化就是其中的一大危害。上世纪９０年代，教育产业化的思潮甚嚣尘上。其倡导者的主要依据，就是西方的发达国家早已把教育当作第三产业，而教育产业化乃是其教育经费充足、教育成效巨大的一个根本原因。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各级各类学校不顾教育质量、拼命地搞创收；而把创收得来的钞票，主要不是用来改善办学条件，而是提高教师待遇、组织他们出国游玩；甚至为某些官员搞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其次，学校的办学条件呈现两极分化。以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都是优质的，为了与它接轨，也要办优质教育。但由于穷国办大教育，无法办到，只得办一些所谓的“示范学校”。不仅大城市如此，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也照样去办。这样就使得“示范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办学条件甚至贫富的差距越拉越大，就如人们的贫富两极分化一样。最后，高等学校在“与国际教育接轨”口号的引导下出现了“五求”现象。一曰求“高”——许多高校不顾自身的主客观条件，都一窝蜂地要挤身于所谓“一流大学”之列。但什么是一流大学、其标准有哪些?大家都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其余的“四求”。二曰“求大”——学校办得越大越好：校园占地数千亩，起码得有两个“校区”；有的高校还把“校区”办到了外省市，但就是不办到大西北地区，因为那里穷，捞不到钞票。三曰“求多”——学生、教师、干部越多越好，特别是学生多，可以大大地增加收入，如不少高校的学生几年间就发展了好几倍。四曰“求全”——系科、学院、专业、研究所、研究中心等越全越好，而为了虚张声势，有的机构是一套人马，几块牌子。五曰“求富”——其唯一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大搞创收。有些高校借与国外联合办学为名，用颁发双方承认的证书为条件，来吸引交高学费的学生就读。早在十几年前，当教育产业化苗子刚露头时，我就旗帜鲜明地著文反对，但人微言轻，其势头愈演愈烈，危害甚大。
　　综上所述，很明显，“与国际教育接轨”的口号是错误的。说穿了，它就是要求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为标准，来改革我国的教育。教育就像有轨道的“车”，国外的教育是窄轨，我国的教育也要改成窄轨；外国的教育是宽轨，我国的教育也就要改成宽轨。试想，如果我国果真如此地进行教育改革，那岂不是顺顺当当地让我国的教育“西化”了吗?因此，我们必须保护我国教育的民族特色，反对教育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必须把教育国际化同“与国际教育接轨”区别开来，坚持前者，取消后者，以便使我国的教育改革沿着民族化与国际化统一的健康道路发展!
　　（原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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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yyyyyy 发表于 2007-2-25 7: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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